佔領資本主義的四個個案|第一期

2012年5月17日下午5點43分,David Horvitz把自己的照片上傳到維基百科上
David Horvitz被轉載的網頁
David Horvitz《Mood disorder》在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展覽,紐約,2015-2016
黃永生《頂硬上》視頻截圖
黃永生《頂硬上》視頻截圖
黃永生《頂硬上》視頻截圖
郭躍華佔領微信封面的手機截屏
郭躍華虛構的中500萬大獎的消息
郭躍華持續一個月的時間佔領微信封面
馬玉江上傳到Google map 上,並被商家拿來做首頁的圖片。地圖上橙色標籤是馬玉江行走的痕跡
來自恆生銀行的「生」與來自大快活的「活」
馬玉江在城市中找到的信中的字,並把這些字,上傳到Google map上
馬玉江《香港的信》在Art Cologne的New Position個人項目,德國,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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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維基百科上這樣解釋:佔領本來是指,通過軍事手段,佔有他國領土的行為。佔領他國的領土,意味著戰爭的發生。不過,「佔領」現在也指,因群眾有某些訴求,而佔領街道(Occupation movement)的例子,如紐約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香港2014年的佔領中環。

關於佔領華爾街,維基百科上這樣描述,活動的目標是要持續佔領紐約市金融中心區的華爾街,以反抗大公司的貪婪、不公和社會的不平等,反對大公司以金錢影響美國的政治。佔領者試圖通過佔領該地,以實現「儘可能達到我們的要求」之目的。

自2011年至今,隨著晚期資本主義的問題日益顯現,世界範圍內,反對資本主義的呼聲此起彼伏。這一現象,以去年特朗普當選推向高潮,使得各國學者,普遍反思資本主義制度在當下的種種問題。在藝術屆,無論是今年的documenta「以雅典為鑒」,還是威尼斯雙年展的「藝術萬歲」,都在試圖從不同面向,來提出問題,引發觀者反思。

今天,筆者從四位藝術家 David Horvitz (b.1982) ,黃永生(b.1990) ,郭躍華  (b.1991) ,馬玉江(b.1988)的四個個案,來談一下,藝術家們是用什麼方法,來佔領資本主義的。

 

David Horvitz《Mood disorder》,從佔領維基百科開始

 

David Horvitz 是四位藝術家中年紀最大的,1982年出生於美國洛杉磯,現居紐約。最初見到這位藝術家的作品,是筆者2016年在巴黎的Yvon Lambert,很小的空間,約十平米,一邊是書,一邊正是David Horvitz 的展覽。店員介紹他道「剛在MOMA做完展覽」,問及MOMA展的何物時,店員才說到《Mood disorder》(情緒病)這件作品。店員一邊拿著一張維基百科的A4紙,一邊說。後來得知,這張紙,就是他的作品。

 

2012年5月17日下午5點43分,David Horvitz把自己的照片上傳到維基百科上

 

事情源於2012年的5月,當時患有情緒病的 David Horvitz 在紐約的海邊拍了這張照片,他的臉埋在手中,頭髮如背後四濺的浪花,一身黑色,抑鬱、痛苦的樣子。後來,David Horvitz 把這張照片傳到維基百科關於情緒病的頁面上,並編輯。以此來讓人了解情緒病的相關內容。

由於維基百科是一個版權免費的網頁,所以,David Horvitz 的照片隨著情緒病頁面的轉載而持續增多。到目前為止,這件作品還在持續進行著。雖然在維基百科上 Mood disorder(情緒病)首頁的照片已經不是 David Horvitz 了。

 

 

David Horvitz被轉載的網頁

 

 

筆者認為,這件作品是通過上傳照片佔領維基百科的首頁,再通過其他媒體的轉載而持續生成,所以,轉載即現場。試想,如果沒有人轉載,那作品的力量豈不小的多?所以,這件作品的媒介是持續不斷的轉載,是借用網絡而佔領網絡,如同潛伏在網頁裡的木馬病毒。直到大大小小的媒體頁面上,被藝術家的情緒病照片佔領。

那麼,能證明David Horvitz 頭像被轉載的證據是什麼?這就需要藝術家再進行第二步工作:反向搜索。即,在網絡上搜索有誰轉載了自己的照片了,進而,把這些媒體截屏下來,這,也就是作品的文獻。這一步是艱辛的,不斷的尋找、搜索,但這一步也是最容易讓觀者忽視的。因為這是發生在日常中,在展廳內看不到的工作。

 

David Horvitz《Mood disorder》在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展覽,紐約,2015-2016

 

通常,觀者以為從個人經驗出發的照片是缺乏格局的,但,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是內容沙文主義的,即,只看內容,不看語言。雖然藝術的內容非常重要,但藝術如果只為內容服務的話,那將和宣傳畫並無二致。David Horvitz 這件作品,從自身的情緒病出發,用一張自己的照片,撬動了我們對整個網絡傳播的思考,對全球化的思考。以及,在今天,藝術作品如何傳播,藝術現場在何地發生的思考。

可以說,David Horvitz 利用病毒傳播的方法,來使自己的作品不斷擴大,繁殖,進而佔領整個網頁。

 

黃永生《頂硬上》通過被攝像頭檢控而介入社會

 

相較於David Horvitz在網路上的佔領,黃永生則是在現實中,通過被監視而介入社會,進而佔領千家萬戶的電視屏幕。

黃永生1990年出生於廣州,四歲隨父移居香港。在他大學時的一天夜裡,他在九龍區的某馬路上,用白色塗料,寫在馬路中間「頂硬上」三個大字。黑體白字,十分顯眼。香港電視台在每天早上都有「交通消息」節目,報導每個路口是否擁堵等交通問題,便於出租車司機及上班的人了解交通狀況。當官方的攝像頭拍攝到黃永生寫字的路口時,「頂硬上」瞬間通過攝像頭傳遍千家萬戶的電視屏幕。香港的公共交通上都有電視屏幕,正逢上班族早上上班的時間,大家通過屏幕上的「頂硬上」三個字。身體中彷彿有了一種力量。

 

黃永生《頂硬上》視頻截圖

 

「頂硬上」是粵語的口語,有普通話中「加油」的意思。在黃永生的簡介中這樣寫道「never give up no matter how」即「永遠不要放棄,無論如何」。黃永生說,最初的想法就是單純想在忙碌的早晨加一點笑料。想用這種官方的通道,為全港的打工仔打下氣。而用廣東話,在當時的情境中,覺得十分親切。

這是一件讓人溫暖,又充滿力量的作品。黃永生利用官方的攝像頭,利用被檢控而佔領檢控。就像太極拳中的借力用力,對方的力如同打在飛轉的車輪上,打來的力越大,對方受的傷越危險。即黃永生不主動佔領,而是通過官方的主動進攻來產生反作用力,從而使對方受傷。

 

黃永生《頂硬上》視頻截圖

 

筆者認為,在當下公共場所被攝像頭佈滿的條件下,每一個國民都是生活在全景敞視監獄中的奴隸。在這座巨大的城市監獄中,每個人的一舉一動,都會被監視著瞭若指掌。這種現象,在越發達越現代化的城市中越嚴重,因為被監視的意識已經內化,使得任何在公共場所中的人,總是畏畏縮縮,像行屍走肉般一樣,行走在馬路上。久而久之,即使在沒有被攝像頭監控的時候,人也會覺得不安。

當城市中的攝像頭與電視媒體結合起來時,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人就變成了楚門的世界中的楚門。路上的行人、路邊小販每一個都在被電視機前的觀眾觀看。雖然現代性打著自由的旗號,但現實中每一個人的自由權都被攝像頭的監控所剝奪。

黃永生正是利用了這一點,用明知故犯的方法,以此讓現代性的權力不成立。這就像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你越懲罰我,我越接受這種懲罰,並且我沈浸在被懲罰的快樂中,以此來證明你懲罰的荒誕性。就像卡繆說的,既然我的生命是荒誕的,但我支配自己的荒誕,最起碼我的荒誕是屬於我自己的,我因荒誕而存在。

 

黃永生《頂硬上》視頻截圖

 

筆者認為,這種利用城市中的現代化設施,介入社會,進而影響市民的方式,是這個時代應該有的方法論。正如黃永生所說,他最感興趣的,不是在電視屏幕上做二元對抗,而是如何無視城市中固有的規則,進而找到一種可能性。

近幾年,一些介入社會的實踐在大陸風生水起,但筆者認為,大多數都是很土的辦法。比如介入農村的碧山、許村等等。筆者認為,介入社會,必然產生主體、客體,若以藝術家是主體的方式介入,那麼農村就成為被消費的對象。試問,一杯咖啡30元對當地農民又有何關係呢?反而,成為一幫有錢人去度假休閒的民宿。而曾經最早的策劃者,拿著這個實踐作為履歷。遠走他鄉。筆者認為,這種通過消費農村,從而提高自己身價的介入方式是很無恥的。

另一種,比如石節子村,藝術家是以客體的方式介入當地,確實改善了當地農民的居住環境、生活水準等,但還停留在70年代博伊斯種樹的階段。用最直接、也是最笨的方式介入。筆者認為,社會介入本身沒有問題,但以何種方式介入是需要智慧及方法的。像黃永生這種利用攝像頭、以及攝像頭與電視台的連結,迅速傳遍城市,進而影響所有人的方式,是現代的、智慧的。也是值得介入社會型藝術家思考的。

 

郭躍華《他終於成為了一個好人》佔領微信封面的一句話

 

郭躍華是四位藝術家中,最年輕的一位,他1991年出生,2016年畢業於四川美院。與以上兩位不同的是,郭躍華運用最年輕的媒介「微信」,英文是wechat的手機軟件。微信是自2011年推出至今不足6年,並於2013年以後開始風靡。至2017年年初,微信用戶已達近9億。

自2014年以來,微信推出一項「微信運動」的服務,即每天每個人行走的步數會在頁面上顯示,以此來達到與微信好友的PK,但這項功能並非任何手機都可以,而是只有智能手機才可以。這就給很多普通手機用戶製造了一個門檻。即要想進入這個遊戲,必須先買智能手機,由於智能手機價格較貴,因此,這項遊戲可以說是為白領及以上階層提供。

這項遊戲中,每天會推出步數最多的那一位用戶,用他的圖片來佔領封面。而郭躍華曾持續一個月的時間,通過付出大量的步行,以此來佔領封面,並在封面上呈現一句話「他終於成為一個好人」。

 

郭躍華佔領微信封面的手機截屏

 

故事源於郭躍華與他女友分手的故事。由於生活窘迫,郭躍華分手後,在報紙上虛構他中了五百萬彩票的故事。郭躍華把消息發到網上後,有人給他留言「他終於成為一個好人」。言外之意,在郭躍華中獎以前,都不是好人。這可以看出當下國民對金錢的態度。

郭躍華選擇了網民的這一句留言,以此來做為佔領封面後,公佈於眾的「廣告詞」。這是網民對郭躍華的看法,現在郭躍華再把這句還給大家。

郭躍華虛構的中500萬大獎的消息

 

筆者認為,現如今,無所不在的廣告、宣傳就是資本家利用象徵性的語言製造出來的一項工具,以此來操控大眾的認知。而郭躍華正是利用了這種廣告學的方法論,就像每晚播放一次的廣告一樣,持續一個月的播出「他終於成為了一個好人」我想,這已經在觀眾的腦海中,形成一個潛意識的隱形控制。而這種對潛意識的控制,就是佔領。可以說,郭躍華通過佔領封面,來佔領白領及以上階層的大腦。

智能手機本來是炫耀自己地位,品味及階層的工具,但它的微信計步功能卻是非常民主的,任何人,只要努力行走,就會登上首頁。郭躍華通過切身的行動,以此來打破階層,挑戰階層。彷彿是一桌領導中央的刺頭,通過大量的步行,來打破這種遊戲規則。

反過來想,是什麼使得郭躍華持續一個月的持續性勞動呢?筆者認為,恰恰是當下社會的階層固化。近幾年來,隨著資本主義在中國市場中的持續正規,使得資源很難再一次重新分配。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下層人向上走的機會日益渺茫。而作為藝術家身分的郭躍華,又能通過什麼辦法在公眾面前擁有「露臉權」呢?只能通過微信運動這種大量消耗自己體力的行動來爭取。

 

郭躍華持續一個月的時間佔領微信封面

 

 

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任何人必須通過職業來養活自己,所以,人活著成為了養活自己的工具,而不是目的。人的主體性被職業的主體性所取代,任何人都成了順利完成工作的機器,而失去了生而為人的本質。郭躍華的這件作品,通過大量的勞動,試圖恢復人的主體性。這種大量而無效的勞動(在資本主義中,勞動換不來金錢則是無效的)看似無效,實則是對勞動本質的召回,是試圖重新建構以人為主體的勞動,而不是通過勞動去與資本家交換。這看似是一件私密的作品,實則為生產線上的一代勞動者提供鼓舞,並在認識論上提供了觀看勞動的新視角。

 

馬玉江《香港的信》佔領Google map的情書

 

沿著這個思路,筆者也有一件作品,可以一起分享、討論。

如果說,David Horvitz 的作品是在網頁的不斷轉載中發生。那筆者的作品則是在城市中不斷尋找中發生的。2013年年底,筆者搬來香港居住,新環境的不適應,使得筆者日益煩悶。後來,我通過在城市中找一封信中的字,來迫使自己出門,進而熟悉城市,適應城市。

這些字有來自明清廟宇上的對聯,有民國建築上的匾額,也有現代霓虹燈logo、電腦刻字。筆者通過尋找,並拓印下來,進而把照片傳到 Google map 上,以證明自己尋找過的痕跡。

 

馬玉江上傳到Google map 上,並被商家拿來做首頁的圖片。地圖上橙色標籤是馬玉江行走的痕跡

 

Google map 上有一個功能,任何人都可以上傳圖片。但大多人拍的是飲食、建築美景等,很少拍門牌。所以,筆者的照片,被商家拿來當作首頁。如大快活、恆生銀行等。但商家並不知這是筆者的作品。他們不會想到恆生銀行的「生」與大快活的「活」是筆者信中的「生活」二字。於是,筆者通過商家對自己店的宣傳,進而被更多人看到。可以說筆者通過這種狐假虎威的方法論,假借老虎(商家的首頁)的威力,以此來佔領商家。進而佔領資本主義。

 

 

來自恆生銀行的「生」與來自大快活的「活」

 

像「生活」這種來自於城市中的字,在筆者的信中共有252個。筆者到目前為止,還在持續尋找中。已找到的兩百多個字,都上傳到Google map上。由於筆者的作品已經和商家的首頁捆綁在一起,所以瀏覽商家的用戶都會看到筆者的作品。截止到筆者寫稿,其作品已超過十萬次的瀏覽。

 

 

馬玉江在城市中找到的信中的字,並把這些字,上傳到Google map上

 

 

如今 Google map 已經成為城市人必用的工具,無論找餐廳、找行車路線,都是必備工具。但大多數人僅僅把名稱當作一個符號,而沒人關心名稱中的每一個字。比如一想到取錢就去某某銀行,想到吃飯都去某某餐廳。但至於某某餐廳是由哪幾個字組成的,而其中的字又能組成什麼句子,則很少人思考。

筆者認為,這件作品的獨特性就在於此,即能看到在這個城市中熟悉的人看不到的東西。比如看到香格里拉酒店就想起「格外」,看到洗手間就想到「時間」,看到的士就想到「香港的」等等。可以說這件作品把堅實的城市溶解為每一個字,打碎,重組。在這件作品中,高高在上的銀行與街頭的洗手間是平等的。這個世界由每個字組成。而每個字都是風景。

除此以外,如果說藝術有什麼用的話,我認為,通過這件作品,迫使我自己在街頭行走,適應香港,熟悉香港。從一個異鄉人,變為一個常客。這是這件作品帶給我的。另外,這件作品採取的「拓印」這種方式,也是獨特的。拓印不僅僅是看到,還必須走進,摸到。它與攝影是不同的。所以,筆者通過拓印這種近距離的撫摸城市,更加使觀者體會到那種試圖融入城市的痛感。

 

馬玉江《香港的信》在Art Cologne的New Position個人項目,德國,2016

 

通常,觀者只注意筆者對商家首頁的佔領,而忽視在尋找過程中對城市的抵抗。我認為,這件作品中的尋找與郵遞員對地址的尋找是不同的,因為筆者並不知道每個字在城市的哪個地方。所以,與其說是找,不如說是碰巧。而有時,往往找幾個月都一無所獲。但在城市中不斷的行走、尋找是必須要付出的。所以,這彷彿是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反覆的通過行走來抵抗空間、抵抗城市。而每當找到一個字,上傳到Google map上,就彷彿攻下一座堡壘,進而佔領商家首頁。

這就是以上四位藝術家的作品,包括我在內。我們從生活的各個面向實踐,在日常中發生、行動。這與在畫廊中看到的,為資本家提供娛樂的作品是大相徑庭的。

筆者認為,現階段的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無論資本集中的速度還是資本在生產中所起的作用,都已經超過美國。而執政黨,也由以前的無產者變成如今最大的資本家。近兩年,隨著一帶一路的推廣,中國在全球範圍內,已經成為全球化的領頭羊。這使得藝術家面對的「問題」比任何一個時代都強大。如果說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的話,那中國已經在往這方面發展。這使得這一階段的中國藝術家,將肩負兩個問題,一是對資本主義的抵抗,二是對官僚極權主義的抵抗。而無論對抗哪一方,都需要新的策略與方法。

在接下來,筆者還會根據自己的思考、創作,拓展一些與自己相關的領域,或自己熟悉的。這作為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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