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香港的同性戀者還要為不能領取摯愛伴侶骨灰而發愁，「 同志藝術 」展卻已在台北當代藝術館高調登場。由香港驕陽基金會和當代館聯合主辦，《光‧合作用──亞洲當代藝術同志議題展》籌備三年，號稱亞洲官方機構首創，並伴隨著立法院通過同性婚姻平權議案而來。雙喜臨門，9月8日的開幕儀式上，同運名人雲集，不用再搖旗吶喊。

TEXT: 梁寶山
IMAGES: Courtesy of the artists & MOCA Taipei & Sunpride Foundation

今個夏天除了威尼斯雙年展和卡塞爾文獻展外， 同志藝術 展也特別當時得令──遠在倫敦大英博物館的Desire, Love, Identity: Exploring LGBTQ Histories、Tate Britain的Queer British Art 1861-1967和馬德里的Museu del Prado的The Other’s Gaze: Spaces of Difference即將相繼落幕。然而，到底有沒有「一種」藝術，可以被稱作「同志」？漫長的身份政治鬥爭與不同的文化語境所做就的「不同」身份策略和藝術形態，加上性別政治的內部爭議──到底，「 同志藝術 」應該如何定義、怎樣劃界？作為亞洲首展(不單是亞洲第一次，也是展覽的第一站)，「光‧合作用」企圖以「大包圍」方式，把凡是涉及邊緣身份政治，及或非異性戀藝術家的作品共冶一爐。

細味「光‧合作用」的中英文題目，正好讀出歐美與亞洲語境的差異。「LGBTQ」是為女、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酷兒的縮細。而酷兒理論則重身體和欲望的流動性和可變性，把同運進一步激進化，批判潛藏在身份政治底下的本質主義和性別定型。但在華文界，「LGBTQ」卻一概以「同志」統稱。加上24名參展者亦以男性(17位)居多──不禁令人懷疑，展覽會否無顧此失彼，無法平行各種性別和性向之間的差異。因此，策展人胡朝聖採取強調作品本身多元性的策略，從男男情色的架上繪畫、人本主義的寫實素描、挪用視覺文化的角色扮演、觀者和受訪者參與的創作計劃、小規模製作流通的粉絲小誌(fanzine)……盡量避免落入誰是、誰不是的濫俗陳套，打破以作者性向來解讀作品的詮釋方式。展覽雖然則重當代面向，但亦不忘溫故知新，不單製作了一幅由1950年代至今的大事年表，還以前輩畫家席德進(1923-1981)作為起點，並加入剛逝世的五月畫會成員顧福生(1935-2017)的作品，為台灣的「 同志藝術 」認祖歸宗。

似曾相識的「 同志藝術 」

正如策展方一再強調，展品是以作品題材及藝術家性向作為雙重的選展準則，故此展覽有讓人意料之內的作品，也有令人意料之外的驚喜。黃馬鼎(Martin Wong 1946-1999)、王俊傑(1963-)、顧福生(1935-2017)和西亞蝶(1963-)等作品，男同情色若隱若現。當中表現最為直接的，要數美籍華裔藝術家黃馬鼎。除了以深沉色調描寫監獄和肌肉外，還以充滿陽物象徵的建築物和曖昧的植物造型，表達矛盾的欲望和掙扎。例如以塑膠彩繪成的《我的瘋狂人生》(1991)，挺拔的陽具佔據畫幅正中，並被鑲嵌在金漆雕花畫框之內。但細看之下，陽具同時亦是堅硬的磚塊。而另一幅作品《半島玉》(1997,1998年)，則以灰、啡、黑、白等色特寫仙人掌頭部，類肌肉狀的多肉植物上長滿尖銳的刺。這些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完成的作品，以陰霾密佈的氣氛描述出愛茲病肆虐下的情欲恐慌。前輩級台灣錄像藝術家王俊傑的錄像裝置《激情》，則是特別委約新作，除了與法斯賓達的《霧港水手》和高達的《激情》產生互文關係外，更把展廳改造成水池。三頻道組成的男同性愛與暴力場面，把整個空間映照得如血一般的通紅。

同樣是男歡男愛，出生於山西農村的西亞蝶以剪紙來訴說自身的情欲啟蒙旅程，露骨的情節描述夾雜在繽紛的色彩和裝飾性的象徵圖案之中，既打破了同志文化以城市為中心的想像，也為剪紙開拓出新的另類題材。而曾怡馨(1979-)、黃漢明(1971-)和溫馨(1988-)的攝影和錄像，透過鏡頭和扮演，挪用或調侃經典和普及文化中常見的身份角色，也屬「 同志藝術 」的意料之內。

意料之外的驚喜

性別政治不單要挑戰異性戀霸權，更要防範把「同志」本質化，變成只不過是異性戀之外的另一個消費選擇。「光‧合作用」中一些不那麼明目將膽的作品，其實更有驚喜。蘇滙宇(1976-)的《虐犬》(2015)以2001年發生在台北景美的「箱屍案」為題材，雙頻道錄像以底面前後的方式同步投映在同一幅布幕上。涉案的(兩位)主人翁，一個/時在床上獨自以膠袋蒙面，重複著瀕臨窒息的狀態；另一個/時則在艱辛地移動性伴沉重的屍體。緩慢而重覆、幾近定格的影像，把被大眾媒體肆意渲染的同志/性虐/網絡性愛，還原為沉重的肌膚之親。陶輝(1987-)的《談身體》(2013)，同樣挑戰大眾媒體對小眾的偏頗呈現。藝術家身披罩袍親身扮演穆斯林女性，孤立地坐在床沿雙目底垂，細訴自己身體的各種特徵和血統基因；而眾多的現代/城市裝扮的漢人，則無動於衷地袖手旁觀。製作雖然簡單，作品卻流露出當代中國藝術家少有的對漢族中心主義的反省。

看似與性別議題最風馬牛不相及的，則要數楊嘉輝(1979-)的《消音狀況#5：消音合唱》(2014)。作為一系列的消音表演/錄像之一，楊嘉輝利用混音科技消滅了主聲層，餘下原來被歌聲淹沒的其他聲響，顯示出不為所見的聲境與權力之間的關係。作品原沒有明確的性別議題指向，卻與展覽題旨產生微妙的光合作用，說明主流對另類的消音滅聲，並與莊志維(1986-)的公共裝置《黑暗中的彩虹》(2017)，異曲同工。作品讓觀眾自行刮走塗在箱子表面的黑漆，顯露箱子底下的虹光。

對於熟識性別政治的觀眾來說，展覽或許有點太過安全，只能算是以華人為主的「 同志藝術 」的現狀盤點，而未能藉藝術進一步打開更具創意的性別想像。然而據悉來自香港的驕陽基金會曾與多個藝術機構摸底，仍無法成事。故而選擇先取道台北，再加強亞洲元素並在區內展開巡迴。所以「光‧合作用」作為亞洲首展，可說是成功做到面面俱圓，讓性別議題登堂入室、老少咸宜。

梁寶山

曾為「Para / Site 藝術空間」、「獨立媒體（香港）」、「伙炭」及「文化監察」成員；現為Art Appraisal Club成員。研究範圍包括香港藝術、藝術生態、城市空間及文化政治等。文章散見於《信報》、《獨立媒體》、《號外》、《藝術界》、《今藝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