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今年台北雙年展的主題「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很容易會聯想到是四年前台北雙年展的延續。四年前，法籍策展人 Nicolas Bourriaud 明言希望透過當代藝術，探索人類與動（植）物、機器、產物與物件之間的關係。自從2015年Turner Prize由社區建築團體 Assemble 得獎，藝術顯然開始走得越來越入世，嘗試動手改變社會。四年後，由策展人吳瑪悧和 Francesco Manacorda 在策展理念中明言，希望將「美術館與館外環境設想為一個相互緊密關連的結構，透過展覽探索、描繪及研究不同的連結性與相互依存模式」，應該是延續四年前的雙年展，並更進一步，看看藝術如何實際影響現實生活。

TEXT: Fizen Yuen
IMAGES: 由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走進北美館的大門口，倘大的大廳中惟獨一件 Henrik Håkansson 的作品《顛倒的樹 (映射)》，作品將大樹倒置在天花板上，在天花和地板各設置一面鏡子。當觀眾踐踏在大樹的鏡象上，彷彿在隱喻人類和自然如今的關係。從策展的角度而言，作品一方面固然是一種奇觀，能吸引不少觀眾「打卡」，同時有如為雙年展展開序幕。值得一提的是，北美館本身的空間頗為複雜，果真像這棵大樹錯綜複雜的樹根，觀眾慢慢走進各個展館，就好像走進自然的根部，閱讀不同藝術家在各自研究領域的深耕細作。但因為美術館複雜的空間設計，觀眾或者會很容易錯過部分作品。而今屆台北雙年展一如以往，以大量的講座、論壇、表演、工作坊、放映活動，某程度上要求觀眾展期間，不斷重返美術館，從而完整閱讀整個雙年展。

底層展廳有兩件作品令人印象深刻。一件是菲律賓藝術家 Martha Atienza 的《我們的島嶼 11° 16’58.4″N 123° 45’07.0″E》，藝術家將極度狂熱的宗教節慶移師到海底進行，在水底的緩慢節奏下，令觀眾重新思考宗教和人類消費行為，直視其對生態的破壞。鄭波的作品《蕨戀》就探討和植物親密接觸的可能性，觀眾可以看見演員對植物的愛慕與激情，從而想像人類與其他物種的共存方式，可以不單止是一種出於環保的理性考量。而兩者對於「人類狂熱」的處理，是一個強烈而有趣的對比。

今屆一件焦點作品，是來年代表台灣出席威尼斯雙年展的藝術家鄭淑麗和一眾外國藝術家運用了科技，將世界各地菌類生長和溝通轉換成聲音的作品《菌絲網絡社會》。作品透過菌類之間的交流，展現了一種世界大同的想像，令人思考人類因為語言、不同國家而衍生的隔閡。不過必須指出的是，觀展時發現作品滋生的音量實在過大，令相鄰作品的觀賞經驗都大打折扣。例如同一個展廳中吳明益的作品《苦雨之地》，以摘錄短篇小說與插畫的形式，希望吸引觀眾在場閱讀小說，但在聒噪的環境下，這種盼望變得幾乎不可能；而毗鄰房間中 Ursula Biemann 的作品《聲海》，透過錄像、聲音和空間，希望帶觀眾進入安靜的海洋，展現海洋生物如何用聽覺、角色語言回應環境的變化，如今亦面目難辨。美術館希望和現實生活形成一個生態系統，但如果美術館內在的生態協調沒有做好，效果自然會失色不少。

要考慮如何與其他藝術家的作品在一個群展中共存、執行時考慮其他藝術家配合，自然是策展人和藝術家一定要處理的問題。不過脫離展覽具體操作，回歸到創作內容和理念上，常有說法是藝術家需要表現「自我」，而當他們創作時深刻地追溯自己的生活和思考，作品自然就會帶有某種公共性。

雖然兩位策展人希望展覽可以進一步影響現實生活的生態，不過可能因為展覽終歸要在美術館中展出，所以未見更大膽介入社會的嘗試。像張懷文和MAS 微建築研究室設計的《北美雲》，雖然會和設置於美術館屋頂的氣象站互動，將美術館附近的氣候以視覺方式呈現，似乎都未夠大膽，對應當下最核心的社會問題。展覽更多的，似乎是處理人類的思考習慣。今年台北雙年展宣言就明言，希望「跳脫人類本位主義，我們所接受的是各種更普遍、更全面的路線，例如系統思維，亦即將整個星球視為一個整體，當中各種生態系統相互依存，並棲居著彼此共利的多樣生物。」當美術館要變成一個生態時，藝術家彷彿要弔詭地將「自我」放輕，不只以自己為中心，思考自己和自然如何共存。這種思考／創作方式，和一貫的創作手段就帶有某種張力。

事實上，我們在雙年展中不難發現，不少藝術家都嘗試脫離人類視覺，從自然角度思考，為今次策展的議題注入一種全新的角度。像侯志仁和鄧信惠《植物眼中的臺北》，開宗明義由植物眼中看台北；而黃信堯的作品《印樣白冷圳》（2018），就更進一步，以水的角度出發，帶觀眾從水流轉的過程。澳州藝術家Nicholas Mangan的作品，可謂整個雙年展中最精彩的作品，透過觀察白蟻行為來研究人類行為，運用簡單的影片和石膏裝置，便塑造了一個飽滿有力的場景，令觀眾消去人類意識，從白蟻的觀點回看人類。策展人沒有選擇將這些去人類視覺的作品放置在一起，可能是希望不同觀點能互相混淆，不過對於一般觀眾來說，當這些去人類視覺的作品散佚在整個展場，觀眾時人類時非人類，時進時出，會否造成理解上的阻礙，甚至自行再歸納這些作品成一個有意義的閱讀經驗，是值得研究的。

今屆北美館選擇改變以往聘用外國策展人的方式，採用台灣策展人和外國策展人的配搭，顯然是希望建構本土的論述和聲音。從展覽中可以留意到，兩位策展人希望以自然作為切入點，然後將台灣本土的議題放在展覽場地中。例如《凱道運動場》就介紹了台灣原住民文化；晁瑞光和臺南社區大學合作的作品《臺灣之醉》及柯金源和「我們的島」的《前進》，就深入地談討了台灣的環境問題。這類型的作品很明顯跟一眾國際藝術家的作品無論在美學上、表達形式上都形成了不同的風格，較多用文字、影片形式討論議題。

相比之下，居台的馬來西亞藝術家區秀詒的作品《椰林、檳城艷與情報員的生死戀情:一次放送計畫》（2018）就很不一樣。她以馬和熱帶植物，營造出一個劇場感極濃的場景，展示自然與人類、政治之間無可避免的牽涉的關係。不知道她是不是因為考慮到雙年展觀眾的平均閱讀時間較長，所以她今次的作品比以往的線索少，沒有挪用歷史短片，敘述馬和熱帶植物因為政治原因而移植的背景，而是用兩者營造一個感傷的氣氛，將觀眾捲入。所以比起過往的作品，需要閱讀的時間減少了，但閱讀到的資訊也減少。換言之，觀眾如果想進入藝術家呈現的歷史脈絡，可能需要一些場外的資料搜集。到底這次處理暗示了藝術家創作上的整體風格轉變，還是配合雙年展的一次性策略，需要更長遠的觀察。但回到剛才藝術語言的問題，觀眾可以留意到，可能是因為她馬來西亞的成長背景，她既能討論台灣本土的問題，而其藝術語言也能跟世界接軌。

退後一步，我們彷彿可以見到一種吊詭的狀態：策展人理念上相信要消除人類的自我，實際操作時又希望建構自我（台灣身份）。雖然在語言上兩者彷彿互相矛盾，不過在理念上，人類要站在對方的瞭望台思考，或者首先要叩問清楚自己是什麼，才可以有個立足的錨點。來年一月，台北當代將會進駐台灣，藝博會會令藝術商業化已經不是新聞，而藝術商業化會否令這種自我消失，而這種消失是一種進化還是倒退，背後演變是否一種脈絡的成長，就好比大廳那棵《顛倒的樹》到底有沒有根。這正是值得觀眾繼續觀望的。

2018 台北雙年展 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
2018 年 11 月 17 日 至 2019 年 3 月 10 日
臺北市立美術館

Fizen Yuen is Assistant Editor and staff writer of CoBo Social.
Fizen has been actively participating at the local scene in the last few years, and has a particular interest for the up and coming generation of artists. His writings can also be found on Photography is Ar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rt Critics Hong Kong and Cultural Journalism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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