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輝最新的展覽《節奏與知覺》，是他第一次跟馬凌畫廊合作舉辦的個展。他去年曾經入圍 Hugo Boss亞洲新銳藝術家大獎，可見他的錄像創作手法已經成熟，並廣受肯定。然而，觀眾會發現，以往主要以拍攝錄像為創作手法的他，今次出現了重大的轉向，更多以裝置或組合現成物敘事，只親自拍攝其中一段錄像。到底他的轉向原因是什麼、效果如何？

TEXT: Fizen Yuen
IMAGES: Courtesy of Edouard Malingue Gallery and the artist

和陶輝在畫廊碰面，會發現他是一個柔軟的大男孩，一邊說話，一邊會把玩衛衣上的索帶，語調溫柔但話說得明快清楚。在他口中，他在北京是一個宅男，每天在家上網、晚上六時後肯定不工作、離開北京十天就會很想念北京。「之前的狀態特別不好，本來很想把展覽推遲，但Lorraine（馬凌畫廊總監）說，『你既然想做，還是要把它做出來，不然你之後就會失去想做的感覺』，然後我說，那我就好好做吧。忙碌了一個月，他們幫我做了很多工作，很多裝置是我把設計稿給他們，讓他們幫我製作的。」在展覽開幕看見他時，他皮膚有點敏感，可能是辛苦一輪的後遺症，幸好，展覽獲得一致好評，一切辛酸也是值得的。

大眾生活是我關心的東西

陶輝的作品追求真實，雖然不會像紀錄片般，直接紀錄生活，但觀眾總能從中抽取一些中國大眾生活的元素。他認為，藝術必須跟生活息息相關，「你對環境了解、有興趣表達，作品的呈現才會較真實，如果作為中國藝術家，又沒有在美國居住，但做的都是關於美國的作品……可能有人會覺得有趣吧，但我會覺得沒有什麼力量。」

陶輝經常提到，追溯自己成長階段，一個不可或缺的元素就是電視。電視節目少有深入的探討，但換個角度看，卻最能觸及觀眾表層的感覺，「大部分大眾都是為了娛樂，但藝術作品是為了思考，兩者的目的完全不同，但大眾媒體作為一種傳播形式，其實很有作用，就像一個窗口，將想表達的訊息直接推給大眾。普通觀眾去美術館看作品，可能一個作品堅持不了多久，但放到網絡上，他反而會把它看完。我覺得從傳播性的角度，大眾媒體有很多東西可以值得學習。」

時至今天，電視的傳播力慢慢下降，連他自己也坦言每天上上抖音，時間就飛快流逝。手機屏幕已經取代電視，成為世界的一扇新窗口。在這個背景下，陶輝也迎來自己藝術創作其中一個重大的轉向：以往他的創作媒介都是錄像，但今次展覽他卻展示了大量的裝置，錄像只佔一小部份，「可能跟成長有關係吧，我之前的作品都是跟電視媒體有關係。但是今次已經涉及到手機、社交軟件，不再是電視世界的東西。我覺得隨著世界變化，媒體在不斷更新，可能我永遠追隨的都是大眾媒介有關的媒介。」雖然他沒有言明，但退後一步思考，當錄像已經成為大眾觸手可及的事，如何讓觀眾有一個新的角度看見他錄像中提出的問題，或許是他的考量。

錯置感的遊戲

他慣常以錄像作為表達手法，並非因為錄像在這個年代較受歡迎，而是因為他發現自己觀察方式，和油畫系教的觀察方式很不一樣，「觀看每一個東西都是很具象的，你畫素描時畫一把椅子，形一定要像一把椅子，畫到它的立體感、空間感，才可以達到效果。」他苦笑，「如果你要我看空氣、看天空，我只能看到雲，我看不見其他東西。所以我覺得在畫畫方面已經沒有什麼作為了。」他分享，自己傾向先觀察具體事物帶給自己什麼感受，然後再從感受中發展出作品。

然後，他會用感受重新塑造一個作品的外在，令作品看起來有一份錯置感，當外在跟觀眾認知的內在不協調，觀眾就會開始思考，落差出現的原因，再調節自己理解世界的視角。例如他的舊作品德黑蘭的黃昏，他就安排了一名伊朗演員重新演繹梅艷芳在最後一次演唱會中的女性自白，提出不同地方的女性面對的共同問題，又令人思考婚姻框架下的被動的女性；又例如談身體，他就扮演成穆斯林女性，配音用上老人的聲線，談的是身份。這個不斷轉換外在和內在的遊戲，是他貼近「真實」的方法。「世界上很多東西都有很多層次，不是一個具體單一的東西，所以後來我就會嘗試加入不同的清新角度，令他變得更豐富和層次感。」

陶輝這種思考模式，固然令人想起現代藝術之父杜象，提出改變觀看的方式，改變物件意義的作品《噴泉》。所以，有人也會稱陶輝的作品是一種幽默的「惡搞」。不過，筆者認為陶輝不同之處在於，他的重點是「加入層次」，而不是像杜象般「顛倒」。這種加入，比起杜象，明顯來得謙卑和溫柔。或者，這也跟中西方兩套截然不同的文化意識有關。「我小時候住的地方是一個小村莊，每家每戶都是彼此認識的，像一個熟人社會，如果家裏有什麼事情，鄰居都會過來幫忙。我爸爸去世的時候，村裏的阿姨、叔叔都會過來幫忙。」在農業社會，人和人關係緊密，做事需要考慮別人的感受。常說一個人的作品會反映他的性格，現在看來，也會反映他的成長背景。

多元對比中觀照世界

雖然今次他拓闊了創作的媒介，但他追求的多元性和層次感，亦見於今次展覽中裝置之間形成的關係。走進展覽，會發現陶輝將空間切成三部分，每部分以一道藍色PVC百葉門區隔。第一部分，展示了兩組作品，一邊是他用全息技術拍攝的兩個模型建築，觀眾只可以在正面才可以看到建築模型的影像。在全息技術的效果下，建築變得真偽難辨，原應是立體的建築物，也變得平面、單一；在空間另一邊是一架手推車，上面載有三色的電視屏幕，彷彿隱喻所有事物無可避免地轉化在屏幕上的資訊，再繼而變成商品。

打開藍色的百葉門，會進入一個氣氛截然不同的空間。陶輝用一個直立的大屏幕，展示自己最新的錄像創作。在這次作品，他邀請了一名聲線像中央廣播員的女士，以老派廣播的聲線，配合他戲仿潮流視頻軟件抖音制作的影片，讀出一些較深層次的心聲和對白。與此同時，又留意到他在背景加入一段有節奏感的聲軌作為襯托。他用一種模式化的方式去演繹一種表面上脫離電視模式的個人媒體時代，這個新的時代，又是否已經成為另一種模式？

串連之下，會閱讀到藝術家設計了層層的對比，例如，安靜和喧囂的對比、大與小的對比、單調和豐富的對比、色調的對比。而這些表層的印象，每一層都有反思空間，令觀眾反思現今時代處於一個怎樣的狀態。舉例說，影片中烘托出一種熱鬧氣氛，熱鬧本身是正面的，但藝術家如何設計空間，繼而影響觀眾如何感知這份熱鬧，細緻地令人感受到其中過於喧囂的孤獨，就相當考功夫。雖然今次作品的數量不多，但他用簡單三個場景，已經勾勒出這個時代的特性，背後一定經過不少雕琢。

一開始就考慮到政治

在最後一部分的展覽，陶輝用一個既像建築、既像控制台的空心裝置，展示了一些中國古代文化的短片，並刻意配上與畫面不協調的聲音。加上控制台的設計，容易令人聯想到政治和權力影響世界如何接收資訊。

他表示，今次創作和過去一樣，都是以個人經驗出發，開始設計展覽時，已經考慮到宏觀政治環境。但他強調，自己不是打擦邊球，「很多人對政治的了解很片面，覺得政治就是對抗政府，或是向權力機構作出反應，但我覺得在生活裏面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一個政治效應。有些擦邊球的作品，我覺得還是太簡單了，藝術本身就是一個很豐富的媒介，有豐富的含義在內，如果你太直接太簡單，那就不是藝術，只是一個行為而已。」陶輝在展覽的開始與終結，同樣用上建築的意象，似乎隱喻了政治和生活之間互相影響的關係。至於為什麼會是空心的、空心的又是什麼？這些留待觀眾來到展場慢慢推敲。

在每個舉動都是政治的年代，他直言，自己還在努力嘗試用其他媒介切入大眾，「網劇、電影一直在準備，其實藝術作品也是針對對藝術感興趣的人，但是特別在中國，很多人沒有接受美學的教育，對藝術完全沒有概念，如果在大眾媒體中，加入一些你個人藝術的角度，我覺得是很好的事情。」他經過創作上的轉向後，接下來的發展如何，值得我們期待。

陶輝《節奏與知覺》
2019年01月10日 – 2019年03月9日
香港馬凌畫廊

關於藝術家

陶輝（1987年生於重慶雲陽），2010年於四川美術學院油畫系學士學位畢業，目前於北京生活及工作。

陶輝的創作涉及圖像、繪畫、影像、現成品及裝置。陶輝的作品以主要來自他童年內陸生活回憶的、中國傳統元素和工藝程序，探討全球化、虛擬關係和霸權思維的概念。不同時代和文化、城市環境和農村生活共存，傳統和發展不斷過時和重塑，是中國語境中的典型現象，也是陶輝作品主要描繪的對象。他參加的主要群展包括：「Où vas-tu」(Espace des Arts Sans Frontières，法國巴黎，2014)、「積極空間」（時代美術館，中國廣州，2014）、「Leap Video Project」（中國香港，2013）、「最差的展覽」（分泌場，中國北京，2012）及「五四國際青年藝術節」（中國 北京，2011）等。

Fizen Yuen is Assistant Editor and staff writer of CoBo Social.
Fizen has been actively participating at the local scene in the last few years, and has a particular interest for the up and coming generation of artists. His writings can also be found on Photography is Ar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rt Critics Hong Kong and Cultural Journalism Campus.
Fizenyuen@cobosocia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