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知三年展2019:審查之後的不自由與自由

不自由展在10月8日重新開放 。影像由Kyun Chome提供。
Mónica Mayer, The Clothesline, 1978– (installation view). Photo: Yorita Akane.Courtesy of Aichi Triennale and the artist.
Koki Tanaka, Abstracted / Family (2019). Courtesy of Aichi Triennale and the artist.
Kyun-Chome, I’m Sage, 2019. Courtesy of Aichi Triennale and the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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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Bo Social Chinese Abstraction Series

第四屆愛知三年展在8月1日於名古屋開幕,作品主要分散在愛知藝術文化中心、名古屋市美術館與豐田市美術館三個展館,及古街四道間/丹頓寺的社區展場。這次三年展的焦點,自然是愛知藝術文化中心的「表現不自由展・在那之後」(表現の不自由展・その後)。廳中展示曾在日本展出,卻被撤下的10件作品。當中以韓國攝影師安世鴻(Ahn Sehon)從2001年開始拍攝的慰安婦和韓國的「民眾藝術團體」從1980年起在首爾日本大使館前展示的和平少女像 引起最大爭議,美術館在開幕後就收到大量恐嚇信息;名古屋市長更加要求愛知縣知事立刻撤掉此展,結果主辦單位在「2019愛知三年展」開幕三天內,便宣布以觀眾安全為前提,關閉「表現不自由展・在那之後」展區。

TEXT: Fizen Yuen
IMAGES: Courtesy of the artists

不自由展在10月8日重新開放 。影像由Kyun Chome提供。

 

數個月前,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一名董事被發現兼任軍火商高層,該公司生產的催淚彈曾用於鎮壓示威,引起46名參展藝術家聯署要求解除其職務,但聯署沒有獲得實質回應,引發藝術家退出展覽抗議。回到香港,無論是最近在Blindspot Gallery程展緯和何兆南的展覽,或是黃進曦和楊學德因為反修例事件擱置在Gallery Exit展覽,都顯示藝術作品即使沒有直接回應政治,依然跟政治扯上千絲萬縷的關係。雖然,藝術家有自由創作和政治無關的作品,不過當現實的政治風波如此巨大時,藝術作品表現得不聞不問,於觀眾而言會頓顯疲弱。

今次愛知三年展的撤展風波,有十一名藝術家選擇暫停展示/改變作品,作為對審查事件的回應。當中雖然為數不少的作品暫停展出,令展覽的完整性大減。但退後一步,觀看藝術家、策展團隊、館方如何應對事件,可能比作品本身更值得關注。不過,值得留意的是,以藝術為出發點,再藉(社交)媒體將事件發酵,繼而引起討論,帶來具體、可量度的社會影響,已成為不少藝術家創作策略。今次三年展有這樣的作品:藝術家葛宇路在作品葛宇路,在未得到政府部門的批准下,於一條無名之路上懸掛了葛宇路的路牌。該名稱逐漸被高德地圖、百度地圖等網絡地圖服務認可為路名,及後變成展覽時,引發大量媒體報導,最後政府為這條無名之路「正名」,令人思考個人和公共權力的關係。三年前,香港藝術家黃宇軒和林志輝二人的作品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六十秒的朋友,就運用概念藝術的曖昧性,繞過環球貿易廣場(ICC)的政治審查制度,再透過媒體發佈,改變作品的概念,成為一個含有政治訊息的作品。最後策展人發出聲明,稱事件破壞藝術家和策展人的信任基礎,撤回作品。最後,事件衍生大量關於政治審查和倫理的討論,既是意外,也是預料之外。

因此,我們可否進而提出,這些審查也是「展覽」一部分?回看策展論述,這次風波引起的討論、反應,其實跟展覽本身希望討論的事情恰恰相關:「情(資訊)挑起了我們的情感對立,引致世界的分裂。我們應該放棄二分對立的觀點,重新審視世界,藝術具有能夠包容世上所有事物的力量,訴諸人們的情感,尋找解決問題的出口,正是我們重新瞭解世界的最佳途徑

引發爭議後,主辦單位提出重新展覽,由名古屋地方法院審理。策展人津田大介提出4項條件同意再度展覽,與主辦單位達成共識後,加強場地保安,最後於十月八日恢復展覽。展覽明言希望打破黑白二分,看看他們處理危機的策略和細節,便知龍與鳳。我認為策展團隊這次遊刃在兩方之間,非黑非白,反而變得透明,沒有像一般審查事件般掩蓋事件,在每一個撤走的作品旁邊,張貼聲明,詳細交代事件、藝術家的立場。而在「表現不自由展・在那之後」展區,又設置展板讓觀眾寫下對於審查事件的想法和回應,引起公眾討論。

 

Mónica Mayer, The Clothesline, 1978– (installation view). Photo: Yorita Akane.Courtesy of Aichi Triennale and the artist.

 

對於藝術家來說,在審查事件的框架下,很容易會得出撤展就是為公義表態、繼續展覽就是助長不公的結論。有不少藝術家選擇暫時撤出作品,直到「表現不自由展・在那之後」重新開放。

不過有個別藝術家就反映他們對問題、作品更加細緻的回應,就令人更加印象深刻。Mónica Mayer的作品The Clothesline,原初邀請工作坊參加者寫下自己被性騷擾的經歷,以便利貼的形式在展場展示,在事件發生後,藝術家選擇停止讓觀眾加入自己的經歷,讓所有便利貼散落一地,令作品變成一語雙關地對撤展、性暴力的無聲抗議。

而我認為更加動人的,是在撤展、不撤展之間搖擺的藝術家。日本藝術家田中功起(Koki Tanaka)的處理就顯示這種掙扎和搖擺,他選擇只在星期六開放作品,並將這段開放時間變成一場討論會:

I did not do all the work I have put into my practice so far just to consent to this. This is our problem, and the choices and actions made here will have a major effect on someone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protest this situation, in order to think about it as our problem, I think it is necessary to reset the frame of my work itself. What I’m doing here is not a “temporary suspension” but turning my “work” into a performative situation.

 

Koki Tanaka, Abstracted / Family (2019). Courtesy of Aichi Triennale and the artist.

 

觀展期間,一邊讀到藝術家對於事件的回應,一直想:在這個語境下依然如常展出的作品,還有它的力量嗎?藝術組合Kyun-Chome沒有改變/暫撤作品,選擇在社交媒體積極討論事件,使之透明。而他們的作品 I’m Sage 和 Until My Voice Dies (2019),前者關於一名母親和她的跨性別孩子一起練習日式書法,先寫上孩子手術前的舊名字,再以新名字覆蓋,過程中穿插兩母子的對話;後者拍攝非二元性別的受訪者,真摯地談及自己發掘自己性別的經驗。兩條影片結構簡單、沒有複雜的剪接和藝術語言,但將沉重的問題處理得輕巧、動人。策展論述說的「訴諸情感,尋找解決問題的出口」,也許就是這樣。

 

Kyun-Chome, I’m Sage, 2019. Courtesy of Aichi Triennale and the artist.

 


 

Fizen Yuen is the staff writer of CoBo Social.
Fizen has been actively participating at the local scene in the last few years, and has a particular interest for the up and coming generation of artists. His writings can also be found on Photography is Ar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rt Critics Hong Kong and Cultural Journalism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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